康乾盛世與《四庫全書》之纂修
作者： 李修松   2004年3月9日 《光明日報》

　　康熙中葉,清朝出現了安定繁榮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間,清朝國力達於鼎盛，故史學界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乾盛世。纂修於乾隆時期的《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是康乾盛世經濟富庶、社會安定、國家強盛、文教昌明的產物，是這個時期極其重要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該時期文化專制主義的深刻烙印。
　　1.經濟繁榮、國家富庶，為《四庫》的纂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康乾時期，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國家富足，國帑充裕，國力鼎盛。朝廷還藏富於民，僅乾隆一朝便數度蠲免全國地丁錢糧和漕糧，總數達白銀2億多兩，數量空前。此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經濟總量居世界之首。繁榮的經濟無疑為《四庫》的纂修提供了足夠的財力支撐。從乾隆三十八年此書纂修開始，至四十七年第一部書基本告竣，全書近8萬卷之巨。此後又陸續分抄6部，再加上相關的後續工作，直到五十八年才全部完成。參加纂修的學者和官員累增至二三千人，再加上纂修期間在全國廣泛搜征圖書以及複雜的禁毀圖書等事項，所耗資金之巨難以累計，沒有康乾盛世所積累的強大經濟實力作支撐，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
　　2．社會安定、國家強盛，為《四庫》的纂修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康乾時期，繼蕩盡南明殘餘之後，又平定三藩之亂及邊疆地區的數度叛亂，收複臺灣，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打敗了沙俄的入侵，武功達於巔峰，國家愈益強盛。幅員遼闊，社會安寧，邊疆平靖，國家的統一更加鞏固。在政治上，清聖祖及時調整策略，孜孜求治。世宗寬嚴相濟，以嚴糾偏，刷新政治，澄清吏治，革除弊政。建立軍機處，皇權空前加強。高宗繼續強化皇權，打擊離心的宗室貴戚，消除權臣勢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四庫》的纂修，匯集全國文化精英，前後曆時21年，征書波及全國各地，禁書要梳理所有文獻，再加上與禁書相關的一系列文字獄，這些無疑是以當時強盛的國力、安定的社會秩序、空前強化的皇權以及中央對地方強有力的控制作為政治保障的。
　　3．學術興旺、文教昌明，為《四庫》的纂修創造了有利的文化條件。至康熙初年，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滿漢文化由沖突而走向合流。“崇儒重道”成為基本國策，清聖祖提出“文教是先”，把文化教育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為此，康乾時期，一是努力用儒學去統一作為社會中堅的知識界思想，將經學引向以經學考據為主的學問。同時加強文化高壓，扼制清初以來的經世致用思想，從而迫使知識界將學術研究脫離現實，回過頭來從傳統經學中尋找依據，對儒家經典進行詮釋、考證，乃至致力於文字、音韻、辨偽、校勘等方面的努力。緣此發展，對傳統學術進行全面整理和總結便成為有清一代學術文化的顯著特點。這在學術上典型表現為乾嘉學派的形成風靡朝野，在文獻搜集整理上典型表現為《四庫》的纂修。而乾嘉學派中諸如戴震等前輩名宿大多參與了《四庫》的纂修，其間經曆了對曆代文獻的整理總結以及對自身學術的砥礪精研，因此《四庫》的纂修對乾嘉學派的形成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二是以優越的待遇網羅漢族知識分子為王朝所用。繼科舉取士制度恢複後，康乾時期兩次開考博學鴻儒科，以更大的優惠吸引名宿大儒，一經錄取，俱授翰林院官職。當時有代表性的大儒多被其成功籠絡，實現了清廷與廣大漢族知識分子的全面合作。再加上相關的促進學術文化事業發展的政策和舉措，從而造成了以考據學為主流，人才輩出，著述如林，學術文化空前繁榮的局面。這無疑為《四庫》的纂修作了必要的學術積累。而且《四庫》纂修，當時的知識界群英薈萃,如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總閱官陸費墀，纂修兼分校官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總目協勘官任大椿、程晉芳，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朱筠、翁方剛、姚鼐，繕書處分校官金榜、趙懷玉，篆隸分校官王念孫等，多為學界時俊。說明此書的成功纂修，與清廷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成功籠絡是分不開的。三是組織人力編纂各類圖書。康乾時期，經學、詩文、史學、典制、性理、音韻、數學、天文、曆法、地理、名物等各類圖書都有大量匯編，類書、叢書層出不窮。特別是萬卷之巨的《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是繼明《永樂大典》之後匯古今圖書於一體的又一部特大型類書。這些可以看作是《四庫》纂修的前奏。四是圖書的訪求，為《四庫》的纂修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選擇的文獻。在清初倡導“儒藏”的影響下，訪求天下遺書成為當務之急，所以高宗屢次頒詔訪求。至乾隆三十七年，又一再嚴令搜征天下遺書。安徽學政朱筠率先響應。次年初，他再次上書，提出輯校《永樂大典》的建議，被朝廷采用。乾隆皇帝欽定書名為《四庫全書》。伴隨著此書的開館纂修，清廷亦開始大規模搜訪遺書。《四庫》收錄圖書3400多種、79000多卷，而未予著錄、於總目中僅存書名者便多達6700多種、93000多卷，還有因諸多原因而禁毀不存的大量圖書。如此眾多的圖書，除了部分來源於國家藏書之外，數量最多的是來源於各地督撫學政搜求進呈的圖書，總計不下12000餘種。
　　4．專制集權、文化高壓，給《四庫》的纂修打下了深刻的曆史烙印。處於封建社會後期的康乾時期，專制集權達於極端。再加上民族矛盾等原因，文化高壓政策也達於極端。尤其是雍乾時期，文網嚴密，文字獄迭興，誅連不已，稍“不安分”，便可能招至殺頭之禍。在《四庫》纂修開館後的15年裏共發生文字獄48次之多。在這種文化高壓政策下，纂修《四庫》的文化整理過程，同時也就成為一次文化摧殘和洗劫的過程。雖然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征書、獻書運動，但“寓禁於征”才是其真實意圖。在《四庫》纂修期間，曆代典籍遭全毀或抽毀的共達3100多種、151000餘部，銷毀書版亦達8萬塊以上。其餘圖書則以應刻、應抄、存目三類分別予以處理。這些，應是我們在分析康乾盛世與《四庫》之纂修關系時所應當記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