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與中華民族凝聚力

作者：黃長義 2004年4月27日 《光明日報》

　　中華民族凝聚力是幾千年來維系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種內在力量，它建立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之上，有著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豐富內涵。從精神層面講，中華民族凝聚力乃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對中華文化傳統的認同，或者說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對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吸引力與思想整合力。清代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一個浩大的文化工程，曆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它的編纂和問世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第一，《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問世增強了當時各民族成員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的認同度。文化認同度是指全體民族成員在價值取向、民族理想、思維方式、藝術審美等方面的共享程度。一般來說，文化認同度與民族凝聚力成正比關系。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政權，清朝統治者在入關之後，面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複雜形勢，逐漸認識到爭取人心、凝聚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向心力對於鞏固其政權的重要性。從順治帝強調“興文教、崇經術”，主張以文教治天下始，到康熙帝尊儒重教、崇程朱為正學，標志著清朝統治者最終確立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學作為統治思想和官方哲學。康熙帝深知“稽古右文”的重要性，在平定“三藩”後，舉辦博學鴻儒科，重開明史館，組織學者注釋疏解各部經書，整理編纂各種典籍。據統計，康熙朝的官修圖書不下數十種，內容包括經史、詩文、音韻、字典、天文曆法、政書、類書等，其中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律曆淵源》、《古今圖書集成》等有著巨大的文化價值。其中尤以《古今圖書集成》最稱巨制，其規模卷帙僅次於明代編纂的《永樂大典》。清初統治者采取的“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國策，增強了各民族成員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的認同度，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滿漢矛盾，擴大了統治基礎，加強了知識界和全社會的凝聚力，為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堅實基礎。
　　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正是對清初“崇儒重道”這一基本文化國策的繼承和發揚。乾隆帝繼位之初，便以“稽古右文，崇儒興學”為標榜，網羅大批文人學者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並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及“三通”諸書。而《四庫全書》的編纂更是一浩大工程。從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詔征書，到乾隆五十三年七部四庫書抄成，曆時十七年。其間任職於四庫館的學者文人有360餘人，若加上擔任繕寫、裝訂的人數在內，最多時達到3800多人。七部《四庫全書》分別藏於紫禁城的文淵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起到了“嘉惠藝林，啟牖後學”的作用。一個民族共同體愈能在更廣泛的成員中實現更深刻的文化共享，該民族的凝聚力必然愈強。
　　第二，《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問世強化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對當時各民族成員的思想整合力。《四庫全書》是清廷主持編纂的，自然是站在官方立場，服務於清朝封建專制統治，即所謂“稽古右文，聿資治理”。所以，《四庫全書》對於所有書籍並非是兼收並蓄，而是有著嚴格的取舍標准。其時，乾隆帝把全部書籍分為應刊、應抄、應存、應刪等不同類別，凡“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應刊，“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應抄，“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及“俚淺訛謬者”存目，其他“狂妄背悖”者應刪。所有書籍的應刊、應抄、應存、應刪，“悉稟天裁”。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以達到“寓禁於征”、“正人心而厚風俗”的目的。故而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乾隆帝一方面下旨要全國各地提供珍本秘籍以供選擇；另一方面又把被認為是“詞意詆觸”和“違礙”、“狂悖”的書大量刪改、禁絕和焚毀。不僅全面禁絕含有漢民族防衛心理或大漢族主義的典籍，而且對違背封建倫理綱常的異端思想也大張撻伐，著意翦除。因此，《四庫全書》的編纂，成為乾隆帝翦除各種異端思想，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重要手段，但它的問世，也更加強化了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對當時各民族成員的思想整合力。
　　第三，《四庫全書》匯集了我國古代的思想文化遺產，是凝聚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寶庫。正如黃愛平教授指出，雖然《四庫全書》並非完美無缺，但其功績仍然是主要的。因此，《四庫全書》至今仍被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古代典籍的淵藪。它與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一樣，都是值得我們珍視並且為之自豪的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四庫全書》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二者合計達10254種，172860卷，堪稱中國古代叢書之最。同時，《四庫全書》所收書籍都經過當時著名學者大量考證，鑒定版本、辨別真偽、考析篇章、校勘文字，進而“分別流派，撮其要旨，褒貶評述，指陳得失”。因此，《四庫全書》並不是簡單地把許多書籍拼湊謄寫，而是作了大量的研究，對中國古代文化作了大規模的清理和總結，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總匯。對《四庫全書》的研究和出版，既是對其學術價值的重新認識，也是繼承和弘揚曆史文化遺產的需要。早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對《四庫全書》的研究和利用，出現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等多種著作，這些著作既是《四庫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開“四庫學”之先聲。如今，“四庫學”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學者，有關《四庫》目錄學、考證學、校勘學、編纂學等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並不斷地有新的成果問世。《四庫全書》最大的價值和功用，就在於保存典籍，傳承文化，為學者研究並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供完整的文獻資料。而研究、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