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作者： 羅家祥    2004年3月2日 《光明日報》

　　清乾隆統治時期問世的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傑作。這一被學界譽為“千古巨制”、“文化淵藪”的東方文化金字塔，不僅在當時極大地滿足了一代封建帝王標榜“文德”的好大喜功心理，而且在事實上也成為中國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裏程碑，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的神聖殿堂。在有關政治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探討日益深入的今天，當我們將《四庫全書》納入這一視野進行考察時，毫無疑問，這一鴻篇巨制依然具有難以估量的曆史價值。筆者以為，《四庫全書》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間的關聯，至少有如下幾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四庫全書》不僅僅是中國先秦至清乾隆時期傳世文化典籍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清代統治者總結、繼承和傳播古代中國數千年政治文化的物質載體，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獨特的意義。在中國古代數千年的曆史演進中，如果說商周兩朝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已經規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和發展方向，那麼秦朝的統一、秦漢的社會變遷與文化整合則最終導致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定型。定型後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演變發展過程中造成的普遍政治態度、政治信仰、政治認同、政治心理、價值觀念又和特定時期的政治社會狀況水乳交融，產生了各種複雜的作用，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全部曆史。至18世紀乾隆帝親自組織編纂成這部卷帙浩繁、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時，秦統一之後逐漸定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已經在滄海桑田中一脈相承地傳承了幾近兩千年！其間，在政治舞臺上，改朝換代和腥風血雨的曆史畫面比比皆是,在學術文化的發展變遷過程中也不乏多姿多彩的燦爛篇章。然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卻在漫長的歲月裏始終保持著基本面貌：君主專制制度、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關系、三綱五常、專制制度下特有的君臣關系與臣民心理、集權政治下的價值觀念等。這一切在近兩千年間一如既往，沒有任何改變。如果一定要說有變化，那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原有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豐富、深化和發展。乾隆帝聲稱為“稽古右文”而組織編纂《四庫全書》，但顯然並不僅僅是為了成就一件“文德”盛事，而是為了通過編纂此書，“有益於治道人心”、“聿資治理”，以欽定的形式將幾千年世代相傳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因此，有關《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的任何信息，雖然其中若幹涉及到滿清王朝的特殊性，但主要還是反映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共性中的某些層面或某些特點。
　　其次，《四庫全書》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淵藪，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文獻資料。《四庫全書》“卷帙浩博，為亙古所無”，分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共七萬九千三百餘卷。《四庫全書》最終目的是為了培育、建設以封建君主專制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鞏固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故清朝統治者在收錄書籍時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對一些重要的儒家經典還不失時機地留下欽定的印記。以經部論，“經稟聖裁，垂型萬世”的有所謂《禦定易通注》、《禦纂周易折中》及《禦纂周易述義》，其重視程度可稟見一斑。在史部中，“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通過欽定，才有“二十四史”之名。諸如此類，其中所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的象征意義與價值取向昭然若揭。此外，《四庫全書》在匯集古代中國各類文化典籍時，“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為次”，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展演變的曆史軌跡。因此，對於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來說，《四庫全書》更為我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獻資料和各種便利。
　　第三，《四庫全書》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走向現代化、為培育和建設當代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提供了無數的曆史借鑒和豐富的思想資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走向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必經之路。換言之，只有培育出與現代化相適應的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現代化才能成功。但這種文化的轉型和創造，只能在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揚棄的過程中進行，而不能脫離、截斷和丟棄傳統。作為傳統中國的文化淵藪，《四庫全書》一方面通過豐富的曆史事實與文獻資料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內容，如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重倫理、重人治、尚明君、尚清官、輕法治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心理等充分展示在我們面前，使之成為我們培育和建設現代政治文化的曆史教訓和借鑒；另一方面，它也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無數智慧的結晶紛然雜呈，使之成為我們培育與建設現代政治文化的寶貴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