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對傳統文獻的貢獻
作者： 來新夏 2004年2月3日 《光明日報》

　　中國是一個文獻積累豐富、傳流曆史悠久的國家。如果從甲骨文算起，當有3000多年；如果從孔子收集整理算起，也有2000多年。在如此悠久的曆史長河中，曆代文獻得以長期保存、積累、流傳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各個時代都有重視傳統文獻的具體措施，特別是國力強盛的漢、唐、清各代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譬如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就是超越前朝的空前偉業。

總匯傳統文獻
　　較多的學者都把傳統文獻界定在上古到近代以前，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有過四次較大的總匯工程：一次是東漢初班固在向、歆父子《別錄》、《七略》基礎上編纂的《漢書藝術志》，一次是唐初編纂的《隋書經籍志》，一次是明朝編纂的《永樂大典》，而最大的一次則是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總匯工程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前兩次，著錄之書為3461種，79039卷；存目之書5793種，93551卷，兩項共收書10254種，172860卷，較前二次不啻增大一二十倍。在再編纂上，它不僅如前二次那樣有提要性目錄，還將著錄部分收入全書。四庫全書總匯工程之浩大，實屬空前。
　　《四庫全書》的再編纂也實現了數百年來儒家學者期望總匯傳統文獻的宿願。在傳統文獻中，佛、道兩家早就有總匯的成果，即佛藏與道藏的編纂，而儒家獨無藏。最早提出編纂儒藏的是明末福建人曹學佺。曹氏在明末和唐王政權下，任過高官，好學嗜書，收藏繁富，曾感歎地說：“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遂決意編纂儒藏。他采擷四部，按類分輯，經營十年，可惜以明亡殉國而未完成，但他提出編纂儒藏的思想影響後來頗巨。清康熙時的徐乾學在為高士奇所撰《編珠》寫序時，就有類似的建議，並希望高士奇向康熙進言落實。乾隆初，新成進士的全祖望曾以在翰林院供職之便，著手從《永樂大典》中分類鈔輯。近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是“纂輯《四庫全書》的遠源”。不久，著名學者周永年正式揭出為編纂《儒藏》而搜求圖書的建議，寫了一篇《儒藏說》，闡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義。其後，安徽學政朱筠提出廣征遺書、整理官藏和從《永樂大典》中輯佚等建議。這一建議與乾隆帝向往實現文治武功的一統心理恰好合拍，促成乾隆帝決定編纂一部能囊括古今文獻的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因此，《四庫全書》的編纂可謂既實現了曹學�∫詠碇T多儒家學者的宿願，又完成了總匯傳統文獻的宏業。
　　
整理、完善傳統文獻體系
　　保存、積累和流傳傳統文獻，不外兩條途徑：一是如上所述的進行文獻的再編纂，另一條則是整理和完善傳統文獻體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時，即全面規劃建立一套較完整的運用體系。它先把編書與寫提要的工作統統納入四庫全書館的統一領導下，使二者沒有此疆彼界的劃分。它采取分片包幹，一人全面負責到底的工作方法。對於各書的校勘、考證、提要的撰寫以及根據該書內容價值而預擬的應刊、應鈔、應存目三種意見等工作，都由一人專負其責。這樣，既節省人力與財力，亦明確責任，便於發揮人才的作用，創立了傳統文獻再編纂的良法。在著手再編纂之始，首先廣征圖書以奠定整理基礎。《四庫全書》的書源，大致為三方面：一是命各省采購圖書進呈；二是要求各大藏書家選送相當數量的圖書，以官編大書《古今圖書集成》等作獎勵；三是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共輯出三百餘種佚書。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全書收錄、存目和撰提要等工作。曆時十餘年，《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先後完成，在整理傳統文獻的同時能完成書與錄，確是前此未有的創舉。
　　在《四庫全書》再編纂過程中，又有為完善運用體系而做的兩件事。一是在征書輯書工作中發現有不少珍本秘籍為社會所需要，於是決定刻印流通，先刻印四種，旋因刻印速度較慢，改用新創造的木活字法，共印行134種，即《武英殿聚珍本叢書》；二是開館之始，征書紛至遝來，卷帙浩繁，不便瀏覽，加以乾隆帝年歲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備的圖書，所以在開館之初，就命館臣從應鈔諸書中，擷其精華，以較快速度，編纂一部《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四十三、四年，兩份《薈要》就先於全書竣工，分藏於宮內摛藻堂和圓明園味腴書屋，以備隨時閱鑒。同時還編了一部《四庫全書薈要總目》，作為提綱挈領之作，又一次地書錄並舉。
　　與《四庫全書》的再編纂幾乎同步進行的《四庫全書總目》是古典目錄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性質的、最重要的目錄學專著。它發揮了古典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主旨，不僅對已收各書撮其指要，論其指歸，對存目諸書也敘其大略，使人得其大概。沾溉後來，厥功至偉。但卷有二百，未免檢讀不便，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即另撰簡編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款目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為據，乾隆四十六年前後修成，早於《總目》四年問世。《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雖然精簡了《總目》的總序和小序，但有些條目仍附有簡短的按語，頗便翻檢。圖書目錄同時編制繁簡二本也為前代所未見。
　　這項整理傳統文獻工作既有《全書》，又有《總目》；既有《總目》，又有《簡目》；既有珍善圖書的選本《武英殿聚珍本叢書》，又有必備書選本《四庫全書薈要》，較完整地形成既有原始文獻，又有二三次文獻的創制。它不僅代表當時整理文獻工作體系的水平，同時對當前編纂《清史》和《儒藏》一類大的文化工程無疑會有所啟迪和借鑒。
　　
奠定清學基礎，培育專學人才
　　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針對明末學風空疏的弊病，提倡追古求實之風，標舉“古學”，以反對用朱注獵取功名的“俗學”。顧、黃等學者不僅博涉群籍，而且在治學實踐中總結出一套整理闡釋傳統文獻的方法，即考據方法，影響了一大批學者，如馬驌、胡渭、閻若璩等都可稱考據學健將。考據學發展到乾嘉時可說是已成“顯學”，出現了以戴震、惠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了以漢代許慎、鄭玄為師的“墨守許鄭”的口號，建立師承家法，稱為“鄭學”。因鄭玄是東漢人，所以又稱“漢學”。他們以考據學作為學派特色，因而又有“考據學派”的稱呼。這批學者多奮起於乾嘉時期，而被稱為乾嘉學派。漢學、考據學派、乾嘉學派具有同一內涵，它就是清學。有學者認為清學是建基於目錄學、考證學、校勘學和版本學等等的專學之上的，而這些專學的發展應該說與《四庫全書》的編纂事業有著重要的關聯。《四庫全書》的編纂是在乾隆中期以後的二十年間，像這樣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必然需要經過求書、登錄、校勘、編目、敘錄、搜求散佚和抄寫謄錄等工序，這些工序都需要各種不同的專門學問。於是，以清初以來的考據學為基礎，逐漸分化發展為目錄、考證、校勘、版本、輯佚等不同門類的專學，而這些專學不僅是清學的支柱，也是發展清學的動力。乾嘉時期之所以能成為清學的鼎盛時期，不能不說是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有著不可分的關系。以至數十年後，著名學者魏源在給友人李兆洛的信中還說：“自乾隆中葉以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這一概括正好說明《四庫全書》對清學的奠定做出過積極的貢獻。
　　《四庫全書》的編纂既然需運用眾多專業知識，必然需要引用和培育大量專門人才。所以在開館之初，乾隆帝除了依照封建體制，命皇子和重臣擔任正副總裁外，主要選用了大量學有所成的知名學者，據有人統計共有360人，分別擔任總閱、總纂、總校、提調、協勘等等職務，其中有許多人是當時卓著盛名的大學者。黃愛萍女士曾在其所著《四庫全書纂修考》中列舉出十二人：即于敏中、王際華、金簡、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周永年、戴震、邵晉涵、翁方綱、程晉芳、任大椿等，他們都是當時學術界的頂級人物。此外，黃著又列舉了朱筠、姚鼐、彭元瑞、朱珪、莊存與、金榜、李潢、陳際新、郭長發、陳昌齊、洪梧、王念孫、劉墉、謝墉、趙懷玉、曹秀先、王太嶽、餘集、曾燠、門應兆等和沒有列出的眾多學者也都是俊才碩彥，其學術成果曆曆可考，為清學昌盛發展之砥柱，稱一代人才之盛。在編纂過程中，通過工作實踐和學者們相互商榷切磋，這一龐大的學術群體在治學上都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四庫全書》培育人才之功，亦不可沒。
　　
結　語
　　《四庫全書》在其全程中，一直伴隨著複查、校訂、改錯、撤出和禁毀。據黃愛萍女士統計，在十九年的禁書過程中，共禁毀書籍3100多種，15.1萬部，銷毀書版8萬塊以上，數量不可謂不大。所以，有人概括其事說，《四庫全書》對傳統文化是“功魁禍首”，言其保存文化有功而毀滅文化有罪，未免為四庫纂修工程留下遺憾。最近看到任繼愈先生所寫《為〈四庫全書〉正名》的文章，對《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的禁書、改書給以很好的詮釋。任先生認為，禁書“是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書“則是曆代統治者所慣用的手法”，“也不是乾隆一個人的專利”。因而，任先生肯定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事業”。我贊同任先生這一合於情理的解釋，因為任何事務在它進行過程中常常是利弊共存，那就要分析其弊端產生的時代必然性，而考察它利之所在，測量其對後世的貢獻。《四庫全書》較完好地保存傳統文獻，特別是從《永樂大典》中輯佚300餘種，開拓了學術眼界；給後世留下一份包羅繁富的傳統文化載體，使傳統文化不再像前代那樣散佚流失。《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的嚴密組織、周密規劃、制定完整的文化整理體系、培育高質量人才等等，更給後人留下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所以，我們對《四庫全書》不妨多理解些不足，更多地利用其有利於我們的地方，讓人們更多地向《四庫全書》索取，使它在我們今天的文化事業中發揮更多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