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
作者： 羅炳良  2004年2月27日 《光明日報》

　　清朝官方在18世紀中葉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為後世保存了豐富的文獻，提供了大量研究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資料；而且在考鏡傳統學術源流，批評曆代學術得失以及考證、輯佚、校勘古籍等方面，總結了豐富的理論和方法。今天重新考察《四庫全書》的編纂，仍不難窺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四庫全書》的編纂，從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公元1773年3月）下詔設立《四庫全書》館始，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公元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竣工，前後經曆將近九年的時間，其編纂過程大體上包括以下幾個程序。
　　第一，采擇與經辦內府書籍。清代的內府藏書，大多是前代流傳下來的舊書，或是清代曆朝皇帝下詔編纂的書籍，庋藏於武英殿、懋勤殿、上書房、摛藻堂、味腴書屋等處，供皇帝隨時觀覽。清代內府書籍或經官刻，或由敕撰，普通學者很難看到。清廷將這類書籍全部納入《四庫全書》采擇的範圍，集中到四庫全書館，由總裁指定纂修官專門經辦。對於官刻的前代舊書，例如乾隆年間校刻的十三經、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繕寫，收入《四庫全書》；而對於敕撰之書，除清高宗下詔為《四庫全書》臨時纂修的《曆代職官表》、《河源紀略》等一批書籍直接抄入以外，其餘如順治年間編纂的《易經通注》、康熙年間編纂的《春秋傳說匯纂》、雍正年間編纂的《執中成憲》、康熙至乾隆初年編纂的《三禮義疏》、《大清一統志》、《通鑒綱目三編》等書，成書時間較早，或者體例不夠完善，或者內容有些過時，則予以校勘、增補，然後繕寫抄入《四庫全書》。
　　第二，采進和辦理各省公私進呈書籍。在《四庫全書》所采書籍的來源中，各地官府采進和私人進獻的書籍所占的比例最大，辦理工作也最繁雜。由於各省總督或巡撫采進的圖書不免玉石雜陳，真贗混淆，四庫館臣首先加以甄別、校勘和考證，去偽存真，擇善而從；繼而給每部書撰寫出提要，敘述作者生平事跡，記載書籍的源流得失，撮敘著述宗旨和要點；最後提出應刊、應抄、應存等意見，呈送皇帝裁決。所謂應刊書籍，一般來說都是世間罕見，內容有益於世道風俗一類最好的書籍，這類書籍除抄入《四庫全書》外，另外再刊刻單行，以廣流傳。所謂應抄書籍，大都屬於發揮傳注，考核典章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有裨實用一類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所謂應存書籍，系指那些與清代統治集團的價值觀念不相符合或者著述尋常、內容上有瑕疵一類不合格的著作，《四庫全書》僅收錄其書名，稱作存目書。各類書籍送呈皇帝審閱之後，作為定本收入《四庫全書》。
　　第三，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傳世書籍。從明修《永樂大典》中抄錄和搜輯佚書，是四庫館臣從事的一項極有價值的工作。對於《永樂大典》首尾完整收入的前代佚書，工作比較簡單，可以直接抄入《四庫全書》；而輯校工作中最為繁難艱巨的則是《永樂大典》中的散篇輯佚，因為前代佚書往往被拆散，按字韻系在《大典》的不同部分，需要輯佚者細心收集原著各條內容，排比編次，複其舊帙，然後才能收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發現前代佚書，先要繕寫底本，詳加校正；再就各書主要宗旨以及著作源流撰寫提要；最後呈交總裁勘定，區分出應刊、應抄、應刪三種類型，應刊和應抄者繕寫正本進呈皇帝，應刪者保留書名，作為存目書。四庫館臣的輯佚工作是我國學術史上的壯舉，對於保存曆代失傳古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四，查禁和銷毀“違礙”書籍。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清代統治者對各類書籍進行了極其嚴格的審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締所謂“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等不利於清朝統治的著作。四庫館臣在校閱各類書籍時，但凡發現曆代學者撰寫的著作有“悖逆”之處，或者編選之書有“違礙”條目，全部撤出銷毀。即使已經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在校勘過程中如果發現上述問題，也都部分地抽毀、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銷毀。在這些書籍中，不但直接稱呼清朝為“胡”、“狄”、“虜”、“夷”之處要被抽毀，而且宋元以後的著作中使用上述詞語稱呼金朝、元朝之處也要被刪改。禁書與抽毀的結果，一方面使許多有學術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另一方面使大量書籍失去本來面目，給《四庫全書》的編輯工作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
　　綜觀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其一，清代編纂《四庫全書》，集中了當時一大批學有專長、富有盛名的學者，如戴震精於算學，邵晉涵精於史學，周永年精於輯佚，任大椿精於典制名物等等；又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總閱官、總纂官、總校官等360餘人組成的龐大書館，各司其職，分工協作。正是由於清廷較好地組織各方面力量，才保證了這項修書工程的順利完成。其二，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到清代中葉，面臨著全面清理與總結曆代學術思想，促進傳統文化進一步發展的緊迫任務。《四庫全書》的編纂，由國家大規模收集和儲藏古代圖書，適應了清代中葉全面清理與總結曆代學術文化的社會需要。不能把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僅僅歸結為推崇漢學，或者認為《四庫全書》的編纂對中國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其三，《四庫全書》的編纂，給予後來學術發展較大的影響。大批學者把主要精力用於搜集、輯佚、考證、注疏、校補古籍方面，使中國古代考證學、輯佚學、校勘學、目錄學在理論和方法上趨於成熟，形成專門學問。《四庫全書》的出現，對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具有多方面促進作用，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使之形成一門內涵豐富、頗具價值的“四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