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編纂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所收錄的書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幾乎囊括了從古到今（指修書的乾隆年間）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並且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門類和各個專門領域，因而曆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在十八世紀，像《四庫全書》這樣的文化巨著，不僅在中國，就是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清代乾隆年間，統治者之所以要纂修這樣一部超越古今的大書，實與中國曆史上獨特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它說的是奪取政權，建立新的王朝，要依靠武力，但治理天下，絕不能僅僅依靠武力，而必須講求文治，正所謂“以武開基，右文致治”。文治武功也因此成為衡量曆代王朝興衰、國家治亂的重要標志，但文治的地位要居於武功之上，作用也遠比武功更為重要。綜觀曆史，曆代統治者講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搜求典籍，編纂圖書。這在王朝的鼎盛時期尤為如此，如唐代有經書定本《五經正義》以及《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紀傳體史書；宋代有三大類書《太平禦覽》、《太平廣記》和《冊府元龜》以及編年體史著《資治通鑒》；明代有大型類書《永樂大典》；清代有僅次於《永樂大典》的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這些大型圖書的編纂，不僅構成了中國數千年曆史發展進程中獨特的人文景觀，也形成了中國古代盛世修書的文化傳統。    

　　乾隆年間，正值清朝的鼎盛時期，國家統一，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乾隆帝仿效曆代統治者的做法，大力提倡“稽古右文”，組織學者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開館纂修各種書籍，並先後兩次下令征訪圖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第三次征書諭旨下達之後，時任安徽學政的朱筠就此專折上奏，提出了訪書編書的四條建議。其中特別提出，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一書中收有不少當時社會上已經失傳的珍貴典籍，請求派專人進行輯錄。由於朱筠的建議既迎合了統治者講求文治的需要，又與乾隆帝的征書諭旨相吻合，因此，軍機大臣議定，立即選派翰林院官員查核《永樂大典》，結果確如朱筠所言。於是，乾隆帝立即下令從《永樂大典》中輯校珍本秘籍，並決定在全國各地廣泛征集圖書，同時采購社會上流傳的通行本，挑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再把所有的書籍都匯集起來，統一編排，定名為《四庫全書》。一項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就由此拉開序幕。    

　　乾隆帝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之後，朝廷很快設立了四庫全書館，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總裁、副總裁，並特別征召翰林院和全國各地的著名學者入館擔任纂修官，從事考核編纂工作。據統計，先後任職四庫館並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員和文人學者達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著名學者如紀昀、陸錫熊、周永年、戴震、邵晉涵、翁方綱、程晉芳、任大椿、朱筠、王念孫等人，都是負學界重望的最佳人選。根據書籍的不同情形，纂修工作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當時社會上已經失傳的珍本、善本；二是對清代曆朝皇帝下令編纂的各種書籍以及宮內各處收藏的圖書進行校閱修改，並奉命編纂各種書籍增入《四庫全書》；三是對全國各地進呈至四庫館的圖書進行斟酌取舍、考證校勘。在眾多纂修官的辛勤努力下，許多書籍的真實面貌得以恢複，文字訛誤得以糾正，版本源流也得以厘清。    

　　在全面清理甄別曆代典籍的同時，纂修官還進而藉助傳統目錄學的工具和手段，總結學術的淵源流變，反映典籍的分合存佚，確定圖書的進退取舍。這就是與《四庫全書》相輔相成的大型目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它把《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圖書分為兩類，一類是“應抄書籍”。凡是流傳稀少的珍貴古書，《永樂大典》中輯佚出來的珍本、善本，各個學科領域具有學術價值和學術水平以及有益於實用的書籍，或者雖有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的圖書，都列入“應抄”的範圍。這些書籍都要完整的抄錄下來，也稱之為“著錄”書籍。其中特別稀見的珍本秘藉還專門送交武英殿刊刻流傳，此即《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共計收書138種（內4種刻本）。另一類則是“應存書籍”。大體說來，凡是不完全符合正統儒家學說和統治者的價值觀念，或者在纂修官看來學術水平不高、價值不大，甚至有錯誤之處的圖書，都列入“應存”的範圍。這些書籍不再抄錄，只是把它們的書目提要收入《四庫全書總目》，也稱之為“存目”書籍。在清理甄別、進退取舍的基礎上，《四庫全書總目》根據傳統目錄學的正統分類體系，把著錄、存目的所有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並於部下分類，類下再細分為各個子目，計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與此同時，《總目》還繼承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於各部卷首撰寫總序，各類卷首撰寫小序，並為《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每一種書籍撰寫詳細的書目提要，介紹作者生平，敘述典籍內容，考辨篇章文字，評論長短得失。通過分門別類、提要編目的方式，《四庫全書總目》不僅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包羅宏富、組織嚴密的龐大體系，把《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上萬種書籍統括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中國古代典籍和傳統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總結。    

　　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和文明傳承的過程中，圖書典籍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雕版印刷術產生之後，書籍的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多。為便於保存和流傳，人們往往把原來單獨流行的著作匯集起來，編成一部大書，刊刻行世，叢書也由此應運而生。南宋以後，叢書的編纂日益受到重視，明清時期甚至成為學術界的一時風尚。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它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二者合計達10254種，172860卷，堪稱中國古代叢書之最。可以說，《四庫全書》最大的價值和功用，就在於保存典籍，傳承文化，為學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獻資料。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文獻典籍的保存和流傳，有這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單本的圖書，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編纂或匯刻為一部大書的，則比較容易保存和流傳下來。以明末學者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為例，這是兩部分別記述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書，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著錄了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卻沒有收錄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結果，《農政全書》得以流傳，《天工開物》卻不幸亡佚，直到二十世紀初年才在日本發現，轉而傳回國內。就此而言，《四庫全書》把三千多種分散的圖書匯集為一體，而且曆經二百年來曆史的風雲變幻，完好無損地保存到今天，並將繼續流傳後世。這樣的作用和功績，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當然，《四庫全書》也並非完美無缺，一些與正統儒家學說和統治者的價值觀念相悖離，以及與清政權的統治思想和文化政策相抵觸的著作未能收錄，甚至遭到禁毀，有關科學技術、生產技藝方面的書籍，以及記載國外地理、風土、人情的圖書，也收錄很少。還有一些收錄的書籍遭到不同程度的改易。所以有人說，《四庫全書》實際上並不全。這樣的批評，確實不無道理。但功過相比，其功績仍然是主要的。因此，《四庫全書》至今仍被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古代典籍的淵藪。它與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京杭大運河一樣，都是值得我們珍視並且為之自豪的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