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文化，彪炳千秋——《四庫全書》文化  

一、數字《四庫全書》
     4部
　　《四庫全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全套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按學科分四十四類編排，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包括4部44類66屬。
     10年
    《四庫全書》是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其編纂始於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花費了10年時間，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征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囊括了從先秦到清乾隆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
     79000多卷
    《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皇權的黃色。《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
    4000多人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朝廷設立“四庫全書館”，開始《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瑢負責，任命皇室郡主於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一代宗師和大學者無不以畢生精力投入其中，嘔心瀝血，死而後已。 前後十五年間，正式列名四庫館臣總計360人，抄寫人員3826人。
     7 閣
    《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共抄成7部。分別藏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爾後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一部。底本存於京師翰林院。

二、《四庫全書》史話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據文渊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3459種、36078册。“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此說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結束，曆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圖書。《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四個來源：一是內府藏書，二是清廷官修書，三是從各地征集的圖書，四是從《水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這類著作共有6793種、93551卷，比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多出將近一倍。對於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於卷內，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朱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複審意見，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三審之後，送呈禦覽。第三步是抄寫底本。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征者報名後，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跡端正與否，擇優錄取。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因此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跡勻淨者予以錄用。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別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體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由於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餘萬字。第四步是校訂。這是最後一道關鍵性工序。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制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確系謄錄致誤者，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一處記功一次。各冊之後，一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一書經分校，複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分校、複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於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接著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從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七閣之書都鈐有璽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鈐“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鈐“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方印。
    《四庫全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按照內容分類，包括4部44類66屬。經部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小學類又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史部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詔令奏議類又分詔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制、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子部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占侯、相宅相墓、占蔔、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集部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布的各種圖書。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內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當然，《四庫全書》的內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視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第三，不收戲劇著作和章回小說。第四，圖書正文或有刪節或挖改。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也就是寓禁於征的過程，也就是大興文字獄的過程。據統計，在長達10餘年的修書過程中，禁毀圖書3100多種、15萬部以上。在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中，也有不少刪節或挖改。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產品。《四庫全書薈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禦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內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由於這些考證文字出於紀昀、戴震、姚鼎、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只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匯編，該書對於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並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庫全書》編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修書期間，正當康乾盛世，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幹擾。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弘曆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弘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並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第五，破格錄用人材。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餘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人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從《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餘年。《四庫全書》的流傳情況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匯閣本已蕩然無存，只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至今。文淵閣本今藏臺灣省，文津閣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今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在戰火中多所殘闕，後來遞經補抄，基本補齊，今藏浙江省圖書館。 如何評價《四庫全書》？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刪削、挖改內容等過錯，但就整體而言，應當是功大於過。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總結。
 《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弘揚民族文化，對於傳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200多年來，遞經戰亂，如果沒有集眾書於一身的《四庫全書》，古籍將會大量散失，從而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匯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並收入《四庫全書》者共有385種，不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見天日，而且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四庫館臣網羅眾本、慎選底本等做法，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是古代任何官私書目無與倫比的，其編纂方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匯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的出版，正是弘揚民族文化、繼承和發揚《四庫全書》的優良傳統而結出的豐碩之果。
    總而言之，《四庫全書》是18世紀70到80年代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的一項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類文化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三、曆代名家評《四庫全書》

    乾隆年間修成的《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是前無古人的連體文化工程。作為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大的叢書及其目錄，在其問世二百多年來，還沒有哪部書像它這樣引起世人的極大關注。綜觀曆代名人對它的評價，可謂見仁見智，毀譽紛呈，但都表現出鮮明的時代印記。概括起來，可分成五個時期。
    一是乾隆、嘉慶時期。由於《四庫》成書於這一時期，參與編纂《四庫》的學者大多仍健在，更由於《四庫》的“欽定”性質，加上當時文字獄的惡劣影響，人們心有餘悸，因此對《四庫》以及《四庫提要》“不敢置一詞”，妄加評議，“間有不滿，微文譏刺而已”。
    二是道光、鹹豐以後。此時清朝已度過如日中天的黃金歲月，呈現出衰敗氣象，文網漸疏，士大夫乃敢稍稍議論。其時學風也為之一變，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新學”興起了。首開風氣的龔自珍說：“本朝自有學，非漢學……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由於四庫館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又是漢學思想的結晶，故龔自珍的批評實際上是對此而發。稍後魏源也不滿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批評紀昀“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著名史學家夏燮之兄夏炯也批評四庫館臣“不知體要”，認為“四庫諸公竟專與宋儒為懟”。這些批評反映出道鹹以來漢學的日趨衰落和學風的轉變。
    三是清末民國時期。張之洞在督學四川時，從學子治學的角度，大力推崇《四庫提要》的功用，認為諸生只要“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知學問門徑矣”。梁啟超也大力推崇《四庫》，認為這是清政府在文化事業上“應該特筆大書的一事”。同時，他還從文獻學的角度充分肯定《四庫》的“輯佚”之功，認為《四庫》“其書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著名史學家陳垣也高度重視《四庫》的文獻價值。1920年他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徹底清查，並將文津閣本所收書的提要與《四庫提要》對照，發現不少差異，首次提議將文津閣本提要匯集影印，以供研究。而作為新文化運動幹將的魯迅則從政治角度對《四庫》提出批評。他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可見這一時期對《四庫》的評價呈現了多元化趨勢。
    四是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改革開放前。著名學者餘嘉錫窮數十年之功研究《四庫提要》，為《四庫提要》辯證。他深知《四庫提要》的學術價值，指出：“道、鹹以來，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則以為《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由於“左”的思想影響，此一時期對《四庫》的評價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階級鬥爭的烙印。
    五是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在新時期開始以平和的心態、寬廣的胸懷來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對《四庫》的價值也開始重新認識。季羨林指出，編纂《四庫》，“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編纂者在個別地方有所刪削，這也是事實。魯迅先生雖說過這個問題，稱之為‘四庫殘書’，也不能說毫無根據，但是到了今天，幾百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了《四庫全書》還是有用的。”它的功績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查起來方便，二是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會散佚的古籍。而此一時期人們對《四庫》的批評，主要是就禁書、改書而言的。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任繼愈指出：“說到禁書，這實際上是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曆代統治者莫不為之，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完成之後，亦皆有之……至於刪改典籍，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個人的專利。乾隆從政治需要出發，對許多文獻進行刪改，其實也是符合曆史邏輯的，這是曆代統治者慣用的做法。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因此，他大聲疾呼要為《四庫全書》“正名”：“無論如何，《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偉業，迄今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載體。”2002年在《續修四庫全書》出版座談會上，李瑞環指出：“《四庫全書》匯集了乾隆以前曆朝曆代的學科領域，各學術流派的優秀典籍，其門類之全、內容之豐，令世人歎為觀止。應該肯定，清王朝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整理和保留是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但由於清朝統治者的狹隘心理，由於編纂者的學術偏見，也由於當時技術手段所限，《四庫全書》既不全也不准，一些該收入的重要著作沒有收，一些著作收入時作了若幹改竄或刪除，一些著作收入的不是最好的版本，造成了這部大書的曆史遺憾。”李瑞環對《四庫》的評價可以說是代表了新時期學術文化界的共同心聲。
    總之，《四庫》問世以來，人們對它毀譽紛呈。時代不同，角度不同，認識不同，評價也就各異。我們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才能對包括《四庫》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價值，給予正確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