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與《四庫全書》
     作者：黃愛平2004-11-04 《史苑》第二期（中華文史網整理）
　　　　　
　　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為浩大的一項文化工程。據《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它著錄書籍3461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合計10254種，172860卷。不僅囊括了從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國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門類和各個專門領域。因此，曆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在18世紀，像《四庫全書》這樣的文化巨著，不僅在中國，就是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無庸置疑，編纂這樣一部鴻篇巨制，不僅需要征訪天下書籍，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也不僅需要專門的組織機構，學者的共同參與，而且還需要高水平、大手筆、學識淵博的“通儒”來總攬全局，“撮舉大綱”，以起到“斟酌綜核”的主導作用。紀昀就是這樣一位博學多才、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起著核心與主導作用的“通儒”。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生於雍正二年（1724），卒於嘉慶十年（1805），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他出生於世家大族，從小就表現出超常的天賦，讀書過目不忘，才思極為敏捷，不僅於經史子集無所不通，而且工詩、善賦、能文，尤長於聯語對句，有“神童”之稱。成年之後，愈益才氣勃發，於乾隆十二年（1747）鄉試高中，十九年會試折桂，從此步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乾隆年間，正值清代的鼎盛時期，翰林院堪稱“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1]。紀昀位列其中，如魚得水，大展才華。他隨侍皇帝左右，或應制作文，或纂修書籍，或參與典禮，或扈從出巡，深受皇帝的倚任榮寵。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正式開館後，在大學士、軍機大臣劉統勳的大力薦舉下，紀昀被任命為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與陸錫熊、孫士毅一道，主持並負責全書的編纂審核工作。紀昀也由此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和文化事業。

一、總攬全局，“撮舉大綱”，負責全書編纂審核工作
   《四庫全書》開館後，為保證編纂工作的順利進行，皇帝特別任命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總裁、副總裁，並專門征召翰林院和全國各地的著名學者入館擔任纂修官。此外，還設有總校官、總閱官、分校官、提調官、收掌官等職任。在四庫館內的諸多職掌中，總纂官一職，是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上有正總裁、副總裁，但他們大多只是掛名而已，並不直接負責館內各項工作，也不具體處理實際事務；而下雖然有眾多的纂修官，但他們只分別承擔部分書籍的具體編纂工作，如考證校勘、辨偽輯佚、提要鉤玄、分類編排等等。而總纂官則必須總攬全局，“撮舉大綱”，主持全書的編纂勘閱事宜，發揮“斟酌綜核”的主導作用。
   在《四庫全書》大規模的纂修工作中，根據書籍的不同來源和具體情形，館內工作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當時社會上已經失傳的珍本、善本；二是對清代曆朝皇帝下令編纂的書籍以及宮內各處收藏的圖書進行校閱修改，並奉命新編各種書籍增入《四庫全書》；三是對全國各地搜訪進呈的圖書進行斟酌取舍、考證校勘。作為總纂官，紀昀不僅負責全書的編纂工作，斟酌制定全書凡例，而且直接審核各書，決定取舍。以進呈書籍的校閱為例。當時，乾隆帝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後，為保證書籍的來源和質量，曾采取種種措施，諸如采輯《永樂大典》珍本，挑選內廷各處所藏典籍，采購社會上流傳書籍，下令編纂各種圖書等等。除此而外，還特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征書活動，數年之間，翰林院即“收過各省采進及各家進呈各種書籍，共計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2]。如此豐富的文獻典籍，無疑為四庫館的采擇編纂工作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和廣闊的天地。然而，要對如此眾多的書籍進行甄別采擇、考證編纂，絕非易事。其工作量之大、任務之艱巨，是不言而喻的。考慮到進呈書籍數量大、種類多、內容繁雜、版本不一的特點，紀昀首先主持制定辦理程序，明確任務分工，即先由各纂修官對書籍進行初步的清理甄別，上自“罕見之書”，下至“尋常著述”，均列入校閱單內，以供進一步校閱考核，斟酌去取。至於瑣屑無當，“倚聲填調之作”，或“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3]，則摒棄不取。若發現有“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的書籍，也逐一剔出，另行處置。凡經初步甄別後列入校閱單內的書籍，即分別發下，由各纂修官進而作詳細的考訂校閱，包括版本鑒定、內容考證、文字校勘等等。並在此基礎上，分別提出“應刊刻”、“應鈔錄”、“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見。所有經纂修官考訂校閱並提出處理意見的書籍，最後都要集中送至總纂官處，交由紀昀等人逐一檢閱比勘，決定各書的取舍亦即錄存與否。大體說來，凡“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4]，列入“應刊”範圍；凡“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5]，以及闡明學術，長短互見，“瑕瑜不掩”的書籍，列入“應抄”範圍；若“言非立訓，義或違經”，以及“尋常著述，未越群流”[6]，或“俚淺訛謬”者，則列入“應存”範圍。各類書籍經乾隆帝過目之後，其中的應刊各書便交由武英殿刻書處予以刊刻，此即後來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刻之外，應刊各書還與所有應抄各書一並送至武英殿繕書處，逐一抄錄成冊，此即“著錄”書籍，亦即其後各閣收藏的書籍。至於應存各書則不再抄錄，只是保留它們的書目提要，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當中，因此又稱之為“存目”書籍。這樣，從清理甄別、考訂校閱，到審核去取、刊刻抄錄，館內上下各司其職，編纂按部就班，工作有條不紊。可以說，紀昀在四庫館所做的，就是“斟酌綜核”、“撮舉大綱”的工作。誠如後人所言：“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7]這一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二、主持纂成《四庫全書總目》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根據四庫館內文獻整理編纂工作的實際需要，同時也適應學術界總結評判傳統學術文化的迫切要求，大型官修目錄著作應運而生，這就是與《四庫全書》相輔相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
   《總目》的編纂，是《四庫全書》纂修工作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根據全書辦理程序，纂修官在從事輯佚、校閱工作的同時，要為其經手的每一種書籍撰寫一篇詳細的提要，介紹作者生平，敘述典籍內容，考辨篇章文字，評論長短得失。各篇提要撰寫完畢後，便逐一夾粘書內，集中送到總纂官處，由紀昀全面負責審核、修改、定稿工作。在陸錫熊等人的協助下，紀昀對每一篇提要，從作者的年代、爵裏、生平事跡，到著作的內容大旨、長短得失，乃至別本異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礎上，或增或刪，或分或合，反複予以考證、修改，就連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潤飾。經過紀昀等人修改定稿後的各篇提要，大都燦然可觀，集中反映了一代學者的學識和水平。
　　修改定稿而外，紀昀等人還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例，通盤籌劃，排比編次，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編。大體說來，各部著錄、存目之書，在每一類目之下，都分別按照時代先後，根據作者“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為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合之人為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至於釋道、閨閣、宦侍，以及域外作者的著述，也同樣“各從時代，不複區分”。但有關“箋釋舊文”，或“因原書而考辨”之作，“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如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其“注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清邵泰衢《史記疑問》專審勘《史記》原文疏舛之處，則附《史記》書後。若“雖裒輯舊文，而實自為著述者”[8]，便各從作者之時代。如宋汪晫所輯《曾子》、《子思子》，均列於宋代著述；明呂柟所輯《周子抄釋》，亦據作者時代，列入明代著述之中。但是，各書名目千差萬別，內容亦純駁不一，要恰當地確定其各自分隸部類及排列順序，不免頗費斟酌。如宋賈昌朝所撰《群經音辨》，原隸經部小學類二“字書之屬”，後經紀昀再加審核，認為此書匯集群經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燦然”，實為訓詁一類著述，便將其改隸小學類一“訓詁之屬”，置於“《匡謬正俗》之後，《埤雅》之前”[9]。經過反複磨勘考證，斟酌調整，《總目》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包羅宏富、組織嚴密、分類合理的龐大體系，把《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上萬種書籍統括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修改定稿、排比編纂的同時，紀昀等人還繼承中國古代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於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並於其下所分44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並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10]。通過這些系統的部類小序乃至案語，以紀昀為代表的清代學者，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評判，同時也對圖書類目的分合變化作了曆史的考辨和說明。
   以子部為例。子部書籍，淵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西漢劉向、劉歆校書編目時，於《七略》中專立“諸子略”，收錄當時各家學派的著作。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因而襲之，分列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11]。魏晉以降，隨著學術的不斷發展引申以及圖書分類的改變增並，有關兵法、術數、方技乃至釋道之類的書籍也一並移入子部，使子部的內容日益龐雜。對此，《總目》著重敘述了子部的淵源流變及其包括內容：“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為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面對種類繁多、包羅宏富的子部書籍，《總目》進而從理論上說明了其分類排列的合理性：“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奸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遊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文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歧出，不名一類，總為薈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12]這些評述，反映了18世紀知識界對子部書籍淵源發展及其內容大旨的認識，對學者把握傳統學術的源流變化，了解圖書典籍的分合存佚，是有相當益處的。
   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過程中，考慮到《總目》內容浩博，篇帙繁重，為解決方便利用的問題，乾隆帝還特別下令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以下簡稱《簡目》）。《簡目》不收錄存目書籍，也省略了部類的總序和小序，而只記載著錄書籍，提要文字也十分簡練。如果說，《總目》作為一部大型官修書目，重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學者提供讀書治學的津梁，那麼，《簡目》作為簡明目錄著作，則突出了簡明扼要的特點，主要為學者查閱《四庫全書》提供便利。二者一繁一簡，一詳一略，各有側重，又各具特點，不僅為《四庫全書》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而且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留下了一座豐碑。
   可以說，在《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編纂過程中，紀昀發揮了他人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並為此幾乎耗費了一生的學識和精力。後人評論說，紀昀“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凡“《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至醫蔔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13]。又說：“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14]這些看法，確實反映了紀昀為《總目》以及《簡目》所作的工作及貢獻。

三、主持參與文淵閣、文源閣和文津閣《四庫全書》複校事宜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經過紀昀和眾多纂修官將近10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告成，貯藏京城宮中文淵閣。全書抄成3600餘冊，裝成6144函，真可謂“水四瀛而山五嶽，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尤斯巨帙”[15]。乾隆四十九年，繼第一部之後抄繕的第二、三、四部《四庫全書》相繼告成，先後送藏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其後，專為江浙士子閱覽提供方便而下令續抄的三部《四庫全書》亦於乾隆五十二年同時告成，送藏江蘇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浙江杭州文瀾閣。七閣《四庫全書》因有內廷四閣與江浙三閣、北四閣與南三閣之稱。由於《四庫全書》全系抄錄而成，雖然在辦理過程中反複校對，嚴格核查，層層把關，但終因全書卷帙浩瀚，參與人員眾多，工作程序繁雜，仍不免有疏漏訛誤之處。因此，各部《四庫全書》在纂修、繕寫完畢，甚至貯閣之後，還先後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複校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駐蹕避暑山莊，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發現“其中訛謬甚多”，並由此而想到“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遂下令複校內廷四閣全書，並明確規定：“除校出一二錯字，即隨時挖改，毋庸零星進呈，如有語句違礙，錯亂簡編，及誤寫廟諱，並繕寫荒謬、錯亂過多，應行換五頁以上者，再隨報進呈。”於是，內廷四閣全書的複校工作先後開始。根據乾隆帝的旨意，文淵閣、文源閣全書由“科甲出身之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閱”，其中，“文淵閣書籍著在文華殿、內閣等處閱看，文源閣書籍著在圓明園朝房閱看。內中天文、推算等書交欽天監堂司各官專看，樂律等書交樂部專看，醫藥等書交太醫院官員專看”[16]，所有人員安排、任務分派、書籍收發、冊檔登記，以及挖改換頁、應用物料等事宜，均由皇六子永瑢、軍機大臣阿桂總負其責。紀昀則與彭元瑞一道，總司全書的核校工作，凡“詳校各員等看出訛錯及應刪、應改各書，俱登記簽檔，日逐交臣紀昀、臣彭元瑞詳核辦理”，經審核無誤之後，再視其具體情形，或挖改，或換頁，逐一予以改正。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文淵、文源二閣全書的複校工作相繼告竣，校出“各書內繕寫草率、訛錯換篇者，亦頗不少”[17]，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書的質量。
   文淵閣、文源閣全書複校工作結束後，紀昀又帶領原辦理《四庫全書》、現在京任職各員前往避暑山莊，校閱文津閣全書。由於文淵、文源二閣全書的複校均發現諸多訛誤、脫漏之處，甚有“襲謬沿訛，竟若未經寓目者”。因此，原辦“纂修、總校、分校各員，或注銷議敘，或罰廉俸，或罰看書”[18]，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責罰。而總負其責、專司其事的原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獲咎尤重，乾隆帝下令“將文淵、文源、文津三閣書籍所有應行換寫篇頁，其裝訂挖改各工價，均令紀昀、陸錫熊二人一體分賠”[19]；並罰令他們分別帶領人員前往熱河、盛京校勘文津、文溯二閣書籍，以贖前愆。所以，紀昀率領在京人員前往熱河校勘文津閣全書，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處罰措施而進行的。盡管如此，紀昀仍然認真從事，恪盡其責，他與熱河總管“會同商辦”，決定“按人分課，按日記功”，“每人每日各看書二匣，早晚收發，俱在避暑山莊門外，有應挖改換頁之處，收拾完善，即令送閣歸架，照式安設”[20]。考慮到“文津閣書系第四分，當時事屆垂成，未免急圖完竣，錯謬尤多”，此次校勘需查核底本之處不在少數，紀昀還奏請“於罰來各員內擇其過失稍輕者，酌留一二員，常川在翰林院專辦此事，即令自備夫馬，往來馳送”[21]。這樣，曆經數月，文津閣全書的複校工作全部告竣，“共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者六十一部”，“又查出遺失《永樂大典》書三部，偽本抵換者一部；漏寫遺書八部，繕寫未全者三部，偽本抵換者四部；排架顛倒書四十六部；匣面錯刻、漏刻及書簽誤寫者共三十部”[22]，均分別不同情形，妥善予以處置，從而使文津閣全書的質量得到了有效改善。
   經全面複校之後，內廷四閣全書的質量確實有所提高，但未能查出的魯魚亥豕及脫漏錯謬之處仍所在多有。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乾隆帝在避暑山莊翻閱文津閣全書，又發現“揚子《法言》一書，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因檢查是書次卷核對，竟系將晉唐及宋人注釋名氏脫寫”。乾隆帝認為，如此顯見之誤，竟然未能看出，“可見重加讎校，竟屬虛應故事”，因而下令將四閣全書“有似此脫誤者，一體抽閱填改”[23]。於是，由文津閣全書的脫漏，再次引發了內廷四閣全書的全面複校。
   在四閣全書的第二次複校中，紀昀同樣總司其事，全面負責其中文源閣、文淵閣、文津閣全書的校勘。他帶領原赴熱河校勘各員，首先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全書。經“認真搜剔”，嚴格督查，在前次校勘的基礎上，又改正了諸多訛誤之處，“計所簽舛漏，較初次詳校，竟增數倍之多。凡一字半字之空白，悉皆簽出，各調取底本補填。其餘卷頁脫落，行款參差，以及流水錯誤者，亦俱抽換修整”。此外，還查出了以前一直未能發現的的捏注闕文、闕卷的嚴重現象。原來，某些書籍“空白之中，有原注闕文一項，詳校官因已聲明，遂不查核”。紀昀“偶覺數處可疑，調取底本查對，中有實系原闕者，亦竟有底本不闕而憚於書寫，或已經挖補而懶於查填，竟自捏注闕文者”。甚或“有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闕卷，致詳校官無從舉發者”。這些問題，都屬於“有心弊混，與偶然舛漏不同”[24]。因此，紀昀除奏請嚴責此前有關辦理人員外，還多方設法，將所闕各處補抄齊全，使文源閣全書臻於完善。
   文源閣全書複校完畢之後，紀昀“董率詳校各官，又將文淵閣書細心檢閱”，至乾隆五十六年底全部辦完，查出“所有舛漏條數，視文源閣書較少十分之二”[25]。其中除常見錯誤以及捏注闕文各條外，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因“遺失底本一種，遺失正本一種”造成的訛誤。如明敕撰《性理大全》一書，纂修時曾以明刻舊本送交武英殿繕寫，不料底本遺失，被“另換一康熙初年刻板，冠以聖祖仁皇帝禦制序”。提調陸費墀“一時未考，率寫標題”，以“禦定字三抬”繕寫的格式發下，遂將前代所修之書，抄成清朝皇帝“禦定”書籍的格式，即在“每卷首尾及每頁板心，俱加增‘禦定’二字，三抬繕寫”，致使全書10函56冊“頁頁俱錯”。而此後分校、總校及兩次詳校人員，“又均以底本格式為憑，無從簽摘，致沿訛襲誤，四閣相同”，總計有40函224冊需重新抄寫。又另有《史記正義》一書，與《性理大全》“事同一例”，亦需換寫。為此，紀昀專折奏請提取原本，“交武英殿先支官項換寫”[26]，所需款項由有關責任人員分賠。軍機大臣例經合議，決定照此辦理，並將“所有改繕各書冊，即交原充《四庫全書》總校詳悉校對，以免舛誤”[27]，文淵閣全書的再次複校遂告結束。
   至於文津閣全書的複勘，前次複校即總司其事的紀昀自然責無旁貸。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紀昀再次帶領校書各員前往避暑山莊，開始校勘文津閣書籍。由於“上次詳校各員事出眾手，又值天寒日短，亦未免匆忙，是以尚有揚雄《法言》空白未填一事”。此次複勘，紀昀特別安排“每二三人中，派親丁一人，相參查驗，稍不認真，即行覺察”。當地“所派官役亦皆熟手，呼應甚靈，抽取互勘之書頗為迅速”。紀昀本人則“不時往來巡視”[28]，以保證複校質量。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文津閣全書全部校勘完畢，“所有勘出從前詳校各員遺漏未簽之處，逐條造具清冊，修補完整”[29]。其中因缺頁、缺卷、他本抵換，以及“任意刪節改竄”提要，甚或“遺失、私撰各篇頁”等錯誤較多，“必須換卷另繕者”，計“經部內《周禮注疏刪翼》等書共30冊，史部內《平定准噶爾方略正編》等書共62冊，子部內《西清古鑒》等書共121冊，集部內《範忠貞集》等書共117冊”[30]，均仿照文淵、文源二閣全書換寫分賠之例辦理。
   自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數年之間，紀昀帶領有關人員，先後對內廷四閣中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全書進行了兩次複校，每次都查出許多訛誤錯謬，小至一字二字的空白舛誤，大至整篇整卷甚至整部的漏寫，乃至捏造闕文、他本抵換，以及刪節改竄提要等等，均一一加以填補改正，賠寫抽換，並查照底本及《四庫全書總目》補繕齊全。這對提高《四庫全書》的質量，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四、主持參與《四庫全書》的補遺工作
   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乾隆帝不斷下令臨時編纂各種書籍，並直接授意對某些書籍進行改纂增補，因此，部分館臣在從事輯佚校勘的同時，也擔任一些書籍的編纂、增補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不少書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這就造成了四庫書成之後仍有部分空函待補的現象。這項補遺工作，是在乾隆末年以及嘉慶初年陸續進行的。
   乾隆五十三年，文淵、文源、文津各閣全書的初次複校基本結束之後，空函書籍的續補工作陸續開始。其中，既有原先預留空函有待補寫的書籍，如《禦制文集》、《禦制詩集》、《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欽定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等22種，亦有未經留空正在纂辦的書籍，如《萬壽盛典》、《日講詩經解義》、《平定臺灣紀略》等6種。二者總共28種，約計250餘函。由於四庫館在7部《四庫全書》繕校完畢之後已經撤銷，因此，乾隆帝下令將各書繕寫、校對、裝函、上架等一應事宜交由武英殿辦理。乾隆五十五年，文溯閣書籍的複校工作結束，凡被查出疏漏之處的原辦各員照例要“罰令校勘書籍，用示薄懲”。於是，尚未辦理完畢的書籍便“一並交與紀昀等，率同各該員纂辦繕寫，以補前數而贖前愆”[31]。
   乾隆五十六年十月，數十部空函書籍以及部分新修增補各書基本辦理完竣，陸續裝函庋閣，計各閣均新增書籍約250多函，1600餘冊。由於這些書籍大多繕成在四庫館撤銷之後，未經分校、複校的層層磨勘，因而訛舛在所不免，有必要集中進行校閱。當時，內廷四閣全書的再次複校工作已經開始，查出疏漏之處的初次複校人員也要“罰令看書”。於是，負責複校工作的紀昀專折奏請“以文源閣應議之員即罰看文源閣新書，將來文淵閣應議之員即罰看文淵閣新書，於中擇其條數較多、過失較重者，並罰看文津閣新書”。軍機大臣采納了這一建議，並責成紀昀“總司督率，隨時查察”[32]。這樣，隨著內廷四閣全書第二次複校工作的進行，各閣留空函書的集中校閱也陸續開始。乾隆五十六年底，文源閣留空函書的校閱工作首先完成。次年初，文淵閣相繼告竣。文溯閣和文津閣留空函書的校閱，也與該閣全書的再次複校工作同時進行，並於五十七年春夏之間先後結束。這次由紀昀主持的較大規模的集中校閱，對辦理倉促、未經磨勘的數百函留空書籍，起到了減少訛錯、提高質量的作用。
   乾隆末年，各閣《四庫全書》內留空函書的纂辦繕校工作已基本結束。但實際上，終乾隆之世，仍有極少數計劃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未能全部補入。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纂辦太晚，繕寫完畢後未及裝潢庋閣；有的因續有增補，遲遲未能告成。於是，《四庫全書》內部分書籍的續補及善後事宜，至嘉慶初年又再次提上了議程。
   嘉慶八年（1803），清廷在鎮壓了川楚陝白蓮教農民大起義，社會秩序基本恢複穩定之後，統治者才顧及到《四庫全書》的遺留問題，諸如乾隆帝晚年續撰詩文各集，某些纂辦較晚的方略、紀略等書，都需要“一體繕入庋藏”，使全書臻於完善。因而，嘉慶帝諭令“纂辦《四庫全書》熟手”，時任禮部尚書的紀昀立即查明有關情況，“開單具奏”[33]。紀昀奉命之後，很快查清了有關書籍情形，並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增補計劃。在他看來，不僅乾隆末年所有在《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的“聖制”、“欽定”各書應當“續行添入”，而且當今皇帝“所有禦制、欽定諸編”，也應“一並續入，以昭重華克協，文命覃敷”[34]。據此，紀昀擬定10條辦理章程，並搜羅乾隆五十年後至嘉慶八年以前纂成的數十種書籍，開列書目清單，一並呈上嘉慶皇帝。由於需補書籍卷帙繁多，辦理情形複雜，嘉慶帝在增派軍機大臣慶桂等7人會同紀昀辦理的同時，又經通盤考慮，全面審核後，明確諭令：“《四庫全書》原為高宗純皇帝稽古右文，超軼百世之盛事，所有全書告成後，聖制詩文各集及欽定各書，自應敬謹補繕歸架，以昭美備。此次應行繕補之書，總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為斷，其餘各書，一概毋庸列入。”這一決定，不僅規定了《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下限，而且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原先看來比較棘手的續補工作，也隨之變得簡單易行了。
   遵照嘉慶帝的諭旨，紀昀與軍機大臣議定，先指派專人，“將乾隆五十年以後至六十年應補各書共有若幹種，及已繕若幹種，未繕若幹種，空函共有若幹，已經歸入者幾種，尚未歸入者幾種，詳晰查明，通盤核算”[35]。然後“親赴文淵閣、武英殿逐一看視，並傳到原辦全書提調之原任編修吳裕德面行詳詢，複將臣紀昀此次陳奏應補各書清單，一一核對”。在此基礎上，紀昀與軍機大臣最終確定了較為實際的辦理方案。其中，《聖制詩四集》、《聖制文二集》、《八旬萬壽盛典》、《欽定南巡盛典》、《千叟宴詩二集》早經繕畢歸架，無需辦理；《聖制詩五集》、《八旗通志》、《平定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已各繕七分，現存武英殿，尚未校勘裝函，有待校補歸架；《聖制詩餘集》、《聖制文三集》、《聖制文餘集》則尚未繕寫，亟需補繕。至《聖制十全集》一書，“原系廷臣恭編聖制十次武功詩文，均已恭見聖制集內”；《天祿琳琅續編》、《石渠寶笈續編》等7種，“均系內廷鑒藏裒輯之書，似可毋庸補入”。這樣一來，實際上只有8種書籍需要辦理。根據《四庫全書》原留空函情形，集部計20函，可用以裝貯四種乾隆詩文集，史部內《八旗通志》和原已歸架的《欽定南巡盛典》二書可以通融辦理。只有《平定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三書，共計8函篇幅，按排列次序應歸入史部第九架各種紀略之後。但因原未留空，“必須抽襯改函，移動史部數十架數百函之書，方能騰挪歸入”[36]。為了省事，嘉慶帝以3種紀略書籍“事在《四庫全書》告成以後，且均已頒行”為由，下令“毋庸補入”[37]，並將其餘各書繕校、排架等各項事宜，交由吳裕德具體辦理。這樣，在紀昀等人的直接過問和監督之下，《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空函書籍的繕寫、校勘、排架等事宜，至嘉慶九年全部結束。一項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前後曆經30多年的努力，終於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38]。
   在同時擔任總纂官的三位學者中，孫士毅在館時間較短，陸錫熊去世較早，只有紀昀是惟一始終其事而總其成者。可以說，紀昀為《四庫全書》的修成及其完善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發展的進程中，很早就形成了講求文治的傳統，並由此而產生出盛世修書的獨特人文景觀。清代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正是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這項曆史上最為巨大的文化工程，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豐富浩瀚，也全面展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燦爛輝煌。而紀昀則以其在這項文化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據的主導地位，當之無愧地成為一代學術的宗師。

[1]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五《紀文達公集序》，中華書局，1993年。
[2]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書劉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庫全書字數書籍完竣緣由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中華書局，1981年影印本。
[4] 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國立圖書館，1934年排印本。
[5]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諭。
[6]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7]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五《紀文達公集序》。
[8]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9] 《四庫全書總目》殘稿，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10]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11]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中華書局，1983年。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13]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紀昀》，中華書局，1983年。
[14]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五《紀文達公集序》。
[15] 紀昀：《紀曉嵐文集》卷六《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6]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諭。
[17]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質郡王永瑢等奏奉命校閱文淵文源閣書籍將次告竣折。
[18]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質郡王永瑢等奏請令議敘謄錄內現任及候補知縣各官分繳養廉以為雇人繕書發價折。
[19]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諭。
[20]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熱河總管全德等奏複校書籍人員已到熱河並收發辦理緣由折。
[21]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紀昀奏請將文淵閣翻譯冊檔移送熱河一分等事折。
[22]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禮部尚書紀昀奏來熱勘書完峻並查明闕失顛舛各書設法辦理折。
[23]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諭。
[24]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酌議紀昀請將文源閣詳校官等分別議處情形折。
[25]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左都禦史紀昀奏文淵閣書籍校勘完竣並進呈舛漏清單折。
[26]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左都禦史紀昀奏查《性理大全》錯誤請旨換寫分賠折。
[27]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議紀昀文淵閣書籍錯誤換寫分賠折。
[28]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日，左都禦史紀昀奏前赴熱河複勘文津閣書籍情形折。
[29]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遵旨核議紀昀複勘文津閣書籍各情折。
[30]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熱河總管福克精額等奏文津閣書籍校竣已照式歸架折。
[31]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折。
[32]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日，軍機大臣阿桂等奏折。
[33]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嘉慶八年四月二日諭內閣四庫全書內未繕入高宗詩文及續辦方略等書著一體增入庋藏。
[34]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嘉慶八年四月七日，禮部尚書紀昀奏擬續繕四庫全書事宜十條折。
[35]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嘉慶八年四月二十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酌議續辦四庫全書事宜情形折。
[36]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嘉慶八年五月九日，軍機大臣慶桂等奏查明四庫全書空函及應增書籍情形折。
[37]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嘉慶八年五月九日，諭《巴勒布紀略》《廓爾喀紀略》《安南紀略》均已頒行著毋庸補入。
[38] 按：由於官修書籍難以避免的疏忽，仍有個別計劃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如《日講詩經解義》未能補入，造成各閣《四庫全書》中惟一的空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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